從現(xiàn)代女性寫作到中國女性主義

戴錦華

張莉

主題：《中國現(xiàn)代女性寫作的發(fā)生（1898-1925）》發(fā)布會

時間：2020年10月16日晚7點

地點：SKP書店

嘉賓：戴錦華 北京大學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學電影文化中心主任

張 莉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女性文學研究新一代領軍人物

主持：季亞婭 《十月》雜志副主編

張愛玲、蕭紅、丁玲們

在這條路上遇到了什么

最終使她們成為第一代女作家

季亞婭：首先請出戴錦華老師。戴老師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領軍人物，她的工作包括三個部分：大眾文化研究、電影研究、女性文學研究。戴老師在1989年和孟悅老師合著的《浮出歷史地表——現(xiàn)代婦女文學研究》，被譽為“中國當代女性理論的發(fā)生之作”。接下來《涉渡之舟》，是對上世紀80年代女性寫作情況的回顧。戴老師另外的著作還有《霧中風景》《隱形書寫》。

張莉老師，是我們今天活動的主題——《中國現(xiàn)代女性寫作的發(fā)生（1898-1925）》一書的作者，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女性文學研究新一代的領軍人物。代表作還有《姐妹鏡像》《遠行人必有故事》。

張莉老師不僅在學術研究領域卓有成效，她更是一位熱情推動女性寫作現(xiàn)場的行動者，充滿熱力和激情。她前兩年推出的“中國作家性別觀調查”，有100位作家參加，成為當年年度文化事件。

近些年她在這個領域持續(xù)生根，編輯、出版、主編了《2019年中國女性文學選》，還跟《十月》雜志在上半年聯(lián)合推出“新女性寫作專輯”，探討現(xiàn)在這個年代女性寫作要怎么做，不光是理論意義上更是創(chuàng)作實踐上的探討。

這本《中國現(xiàn)代女性寫作的發(fā)生（1898-1925）》，是張老師的博士論文。初名為《浮出歷史地表之前——中國現(xiàn)代女性寫作的發(fā)生》，是對戴老師《浮出歷史地表——現(xiàn)代婦女文學研究》這一經(jīng)典的致敬，體現(xiàn)了后輩學者是在前輩學者打開的精神穹廬和問題意識底下進行思考。請問，“之前”指的是什么？是什么發(fā)生學上的方法論嗎？

張莉：1989年戴老師她們出版《浮出歷史地表——現(xiàn)代婦女文學研究》時，我還沒大學畢業(yè)，還沒有讀到這本書。等我大學畢業(yè)、工作、生小孩之后，考上清華大學的研究生，研一正好是孟悅老師給我們上課。我才讀到這本《浮出歷史地表》，它完全打開了我另外一種視野，那時有種眼前非常亮的感覺。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戴錦華老師，之前在一個中等城市過著日常生活的我實在有點孤陋寡聞。自此，戴老師成為我的偶像。我是她多年的讀者，她引導了我的研究和寫作。

那本書一直在我枕邊。上課的時候，孟悅老師也跟我們討論過它。它影響了我對張愛玲、蕭紅、丁玲等現(xiàn)代女作家的理解。讀完這本書我自己的問題是，她們是怎么成長為作家的？她們在成長為作家之前是什么樣子？于是我的碩士研究慢慢關注到第一代女學生。我注意到這些女作家都是當時的女學生，也就是“五四”運動中的第一代女大學生。我非常好奇這些女孩們在考上大學之前經(jīng)歷了什么？

最初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是《女學生與現(xiàn)代愛情話語的建構》，后來到北師大跟王富仁老師討論，他建議我不如關注文學的問題，因為愛情話語實在是一個太龐大的問題。他說：“你要討論的是她們怎么成為女學生的，她們在這條路上遇到了什么，最終使她們成為第一代女作家?！蔽乙庾R到這是之前沒有人做過的工作，所以我就開始了。

在不新鮮與新鮮之間

究竟發(fā)生了什么

個體生命又如何遭遇歷史轉折

張莉：從我開始把戴老師作為我的學術榜樣，到我真正寫出博士論文有八年時間。到我畢業(yè)那年，我拿我的博士論文給我?guī)熃憧础熃憬辛壶?，現(xiàn)在是很著名的人，當時還沒有那么著名。論文題目當時叫《中國現(xiàn)代女性寫作的發(fā)生》，是王富仁老師給我的題目。梁鴻師姐跟我講，你不是喜歡戴錦華老師嗎？戴錦華老師的書叫《浮出歷史地表》，你干脆就叫《浮出歷史地表之前》，因為你研究的問題就是浮出歷史地表之前這些人在做什么。我覺得她出了特別好的主意。并沒有“蹭流量”的想法，只是想用這樣的方式向前一代研究者表示敬意。

季亞婭：在這本書的“前言”里，王富仁老師認為，把中國女性寫作的發(fā)生和女學生這么一個特殊群體結合起來，進而去區(qū)別于西方女性寫作最開始的自我表達，這是張莉老師在讀書期間一個很直覺的、本能式的同時又很新穎的發(fā)現(xiàn)。想問戴老師對這本書的評價。

戴錦華：我很早就讀了這本書，理由不用掩飾，因為它叫《浮出歷史地表之前》。我很好奇是怎樣一個“之前”。結果始料未及地遇到這樣一個獨特的角度。它仍然延續(xù)著傳統(tǒng)中國文學研究的那種方法，就是作家作品論，而且是知人論世的——更多地深入到作家的個人生命當中，去理解和發(fā)現(xiàn)她寫作的動力、由來，她的素材、情感。但它又絕不是一個舊式的作家作品論，而是非常明確的思考和探索的方向。用我現(xiàn)在的理解，就是現(xiàn)代女性的發(fā)生。

女性寫作之于中國女性，并不是一件“五四”才發(fā)生的新鮮事。但是我們同時都非常清楚“五四”一代女作家，她們作為現(xiàn)代中國文學、現(xiàn)代中國文化、現(xiàn)代漢語的奠基者，是全新的發(fā)生。這個不新鮮與新鮮之間究竟發(fā)生了什么？當大的歷史轉折發(fā)生的時候，每個個體生命是怎么與它遭遇的？這是我當時閱讀讀得很興趣盎然的地方。

這本書使我覺得興趣盎然還在于，她說她是追隨者，其實她一直在“挑釁”。她一直在說你們說得不對，你且看我做了如此多的研究之后究竟是怎樣的。這也使我感到非常有趣。

所謂五四“新青年”

其實經(jīng)常不夠新

新女性則是十足的新、十足的發(fā)明

戴錦華：其實《浮出歷史地表》開始寫作的時候我27歲，真的是太年輕了。我只有大學本科學歷，跟她們不一樣，她們都是博士。我唯一曾經(jīng)寫過的論文就是學士學位論文，是關于當代女作家的。

之所以要寫當代女作家，因為我想在女作家的作品當中為自己的生命解惑。我通過閱讀女作家的作品，了解到很多東西不是我個人獨自經(jīng)歷的、有些事情不是我錯了。因為我寫了這樣一個學士學位論文，我的朋友孟悅就覺得我可以繼續(xù)做這個研究，她就給我認領了一本書回來。這就是上世紀80年代的氛圍，今天很難想象。她說有一個寫現(xiàn)代女作家的選題，你來寫吧。我說我寫不了。那個時候孟悅是現(xiàn)代文學的碩士生，比我學歷高。最后討價還價的結果就是她來做框架，我來寫作家作品。因為我自以為還是比較會讀文學作品的，當時還受到一些歐美新批評的訓練。當時我已經(jīng)在電影學院，我還學了一點結構作者論。我想用電影學研究的結構作者論，加上新批評的文本細讀，也許可以處理這些作品。但是你們要知道，真的太年輕，書讀得不夠，生命閱歷不夠，累積得不夠，所以真的是一本非常年輕的書。

當然，張老師也說了一個真實，這本書因為寫得早，所以它慢慢地重要了。資格老的人僅僅因為牙口老，你活得足夠久以后你就重要了。這本書也因為活得久就變得重要了。但是因為它重要了，大家忘記了它是兩個非常年輕的姑娘寫的一本非常年輕的著作。我經(jīng)常讀到的是它被作為一個經(jīng)典被挑戰(zhàn)，但沒有讀到對話式的挑戰(zhàn)。而今天在張莉這本書中讀到了一種“挑戰(zhàn)”的動力，同時讀到了一種對話的力度，這是我第一次閱讀時候非常感興趣的。

而它這次再版換了一個更好的名字——《女學生與中國現(xiàn)代女性寫作的發(fā)生》，讓我更感興趣。因為近兩三年來，經(jīng)由中國電影史對這個問題的再思考，我在很多地方也表述了我的觀點。我說實際上“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現(xiàn)代史的開啟，也是我們獻祭了悠久的前現(xiàn)代中國歷史，以前現(xiàn)代中國歷史為代價，艱難開啟的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

而在這個創(chuàng)世紀的歷史時刻，我們很多的東西都從無到有地發(fā)生，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發(fā)明是女性。新女性在這個意義上才更是現(xiàn)代中國的新人。她們才是新人，而之前那些所謂“新青年”，其實經(jīng)常不夠新。說得粗暴一點，新青年經(jīng)常是舊舉子，新青年是由舊舉子組成的。因為廢除科舉了，他們被迫成為新青年。而新女性則是十足的新、十足的發(fā)明。中國的女性議題貫穿了整個20世紀，都攜帶著社會的激進命題。直到中國崛起，整個中國進入中華和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時段的時候，女性議題的激進性才漸次消失。

研究做到一定程度有種特別的投入感

覺得自己今天的生活

是受益于她們的努力

張莉：剛才戴老師說“挑釁”和“挑戰(zhàn)”，我肯定不是，但是我內心里是把她作為一個對話的對象。包括如何理解凌叔華、廬隱、馮沅君，都有內在的對話關系，所以我非常感謝那樣一本書激發(fā)我更多的思考。

從方法論上來講，《浮出歷史地表》的文本細讀和對西方理論的運用，讓當時年輕的我有一些畏懼。包括現(xiàn)在我也不敢，我知道自己在理論功底方面是有欠缺的。

在具體寫作的時候，我用了一個很笨的功夫，就是去查史料、查研究資料。中科院有一個圖書館，當時我是可以進入里邊翻史料的，一九零幾年的那些婦女雜志，還有女學生的那些報紙，我都可以翻到。它們都發(fā)黃發(fā)脆了，整個屋子大部分時間是我一個人看那些婦女雜志。我很怕有一天不讓我去了，所以我買了一個相機拍了很多照片。我把那些照片花很多錢打印出來，回家再慢慢翻。這樣的話就會看到這些女學生在小學的時候學的是什么，她們發(fā)表的那些作品是什么，她們當時喜歡的校歌是什么，她們怎樣進學校、女中學生當時的環(huán)境、學校里面的規(guī)定是怎樣的，女孩子怎么逃學，等等這些東西。

因為女性寫作到了一定基數(shù)才可能有少數(shù)的、天才的女作家出現(xiàn)，所以我要找到關于女學教育的資料。這些資料今天也不能確定它特別完整，但是我盡可能地復原當時那樣一個場景。比如對于一個女孩子來講，她進入新式學校和舊式學校之間細微的差別是什么。舊式的女學生會被要求做賢妻良母，上到中等師范學校就可以了。但是到了“五四”，尤其1911年以后會告訴你要做一個女國民，你不屬于家庭，你是女國民，你身上肩負重任。你會發(fā)現(xiàn)女學校里面設計的科目，一開始有家政，后來沒有了，有物理、化學。

在這里面你會看到整個社會對學校、對一個女性的期待在慢慢發(fā)生改變。包括北師大圖書館里面有很多女學課本，我自己一一去翻。你發(fā)現(xiàn)這些課本有可能自己是第一個翻閱者，尤其是早年的那些課本。我慢慢有一種發(fā)現(xiàn)的樂趣，慢慢自己來勾勒這些女學生怎樣成為現(xiàn)代的新女性，它其實是“五四”的一個發(fā)明。

但這樣一個過程，具體到每個個體是不一樣的，它要落實到每個個體進行的努力。比如陳衡哲的堅決不結婚、堅決要獨身。為什么？因為我要去學校。去了學校怎么樣？過了18歲以后不能讀書了怎么辦？當時沒有女子能上的大學，要到1921年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自己辦的大學出現(xiàn)，女學生才可以進大學。所以這個時候陳衡哲要努力讓自己不嫁人，終于有一天等到機會，清華大學招留美女生，她去考試中了，清華大學送她去美國，她在那里開始進行白話文寫作。那是1917年，是第一代。

我要找到細枝末節(jié)的這些，看起來是細枝末節(jié)，但是站在具體的女性寫作者角度，你會知道這些細節(jié)關乎她們終生道路的選擇。其中還包括遇到“五四”運動，在課堂上遇到魯迅、周作人、胡適。女高師的學生一開始用文言文寫作，胡適跟她們講你們要用白話文寫作，現(xiàn)在白話文運動開始了。所以姑娘們隔了兩天全部用白話文寫作。李大釗當時有一個女性主義理論的課程叫做《女權主義理論》，大概是當時最早開設的。

研究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我有一種特別的投入感，我覺得自己今天的生活是受益于她們的努力。希望能把她們當時付出的努力和心血、艱難和不易，那些獨屬于那一代中國女性獨特的生命體驗，盡可能地還原。

完全的斷編殘簡、完全的道聽途說

今天你們很難想象

居然曾是這樣去閱讀理論

季亞婭：請問戴老師，您和張莉老師所處的學院空間對女性寫作的思考，和今天社會大環(huán)境里面女性生存的現(xiàn)狀之間構成什么樣的關系？

戴錦華：不是太好回答，剛才張莉老師說理論，在她閱讀當中覺得《浮出歷史地表》更理論化。當然，做一點小辯護，當時即使進入圖書館也找不到相關資料，當時很多很多歷史資料都尚未被開放，女作家作品很難找到。

季亞婭：張愛玲跟蘇青是戴老師最先發(fā)現(xiàn)的。

戴錦華：是我發(fā)現(xiàn)的。我為什么會發(fā)現(xiàn)？當時有一個電影學院的老教授，把他個人藏書捐給電影學院。沒有任何人去整理這些書。我是當時電影學院圖書館里幾乎唯一的閱讀者，所以我去翻那堆打著捆的書。然后找到一本上世紀40年代譚正璧選編的《女作家作品選》，我在里面讀到張愛玲的《傾城之戀》，還有蘇青的作品。我從來沒見過這兩個名字，從來不知道這兩個作家，我讀得如醉如癡，余香滿口。我就說原來有過這么了不起的作品，這兩個作家被埋沒了。于是我真的以為我發(fā)現(xiàn)了她們。

后來怎么讀到張愛玲的作品，每一本都是故事，像留學生走的時候丟在屋子里的港臺版的一本張愛玲等等，后來孟悅很不容易從北圖找到蘇青的《結婚十年》等等，每個材料都是這么去獲得的。

《浮出歷史地表——現(xiàn)代婦女文學研究》這本書，到今天為止我沒有做任何修訂。張愛玲事實上跟胡蘭成是結婚了嗎？我不知道。我更不知道她后來跟賴雅的婚姻。所以我說她“一生無夫、無父、無子”，除了無子這條對，其他的都不對。因為沒有任何的材料可以找到。

最后是某次開會的時候，從別的學者手里拿到一本司馬長風的文學史，在里面看到張愛玲是一章。才驚覺，張愛玲原來是一個被認可的作家嗎？那是她在世界仍然處于冷戰(zhàn)格局之中，中國剛剛處于新的文藝的、社會的全面轉軌和復興狀態(tài)之中的作品。

真的不是辯解，我只是說圖書館的空間可以是一個異托邦，但是它同樣被歷史、被時代、被社會所定義。我那個時代圖書館里也找不到這些東西。民國的雜志是完全不可能閱讀的，要拿到不知道要開多少種介紹信。而且首先你先要知道它存在，你才能去尋找它，我根本不知道它們的存在。這是跟大家分享我個人的體驗，也是跟張老師的敘述接續(xù)起來。

剛才張老師說到理論的問題，《浮出歷史地表》當中現(xiàn)在可以分辨出很多20世紀西方理論、法國理論的痕跡。不久以前這本書的德文譯者給我寫信，說，“你是不是特別受到法國女性主義的影響？還是你特別受到某一個女性思想家的影響？”

我特別不好意思地跟他說，這里面有很多西蒙娜·德·波伏娃，那是一本從臺灣同學手里借到的《第二性》的殘卷；我說這里有一點點席殊，是一個朋友翻譯了席殊，他把他的翻譯稿給我看；我說這里有一點點斯皮瓦克，因為在一次學術報告當中，有一個學者介紹了這么一位斯皮瓦克。

完全的斷編殘簡、完全的道聽途說，相對有一點點系統(tǒng)的是，當時我自己嘗試去獲得、學習、建立西方電影理論，而西方電影理論很多是20世紀批判理論的延伸。所以我并不知道它們的源頭，只知道它們的電影理論。說起來理論的長項是非常奇怪的，今天你們很難想象居然是這樣的去閱讀理論。

1994年赴美，1995年世婦會后回國

離開中國時我是唯一的女性主義者

回來的時候遍地都是女性主義者

戴錦華：但是不論怎么說，歷史的、偶然的，它仍是一個理論化的文本解讀的一種操練。其中最不清晰的是女性主義，后來這本書被認為是在中國最早使用gender而不是sex這個概念，開始使用“社會性別”而不是“生理性別”的觀點和概念的東西。毫無疑問它是曲折來自于那半本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不是生而為女人的，她是被后天教養(yǎng)而成的；或者是來自于我和孟悅對于這樣一種表述的樸素的理解和體認。

不過這本書在當時的那種偶然和那種孤獨，很快就結束了。因為在這本書出版之后幾個東西同時發(fā)生，比如中國社會急劇的商業(yè)化，圖書市場首先商業(yè)化，而圖書市場商業(yè)化過程當中女性作為重要的賣點，比如張愛玲的流行。

同時與這個話題密切相關的是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為了籌備這屆婦女大會的召開，國際所有重要的基金會資助了全世界女性主義者來中國。這么說有一點張狂和粗暴，我1994年到美國去訪問，在1995年世婦會召開之后回到中國。那時候孟悅已經(jīng)走了很長一段時間，我離開中國的時候我是唯一的女性主義者，我回來的時候遍地都是女性主義者。

所以我要說的是，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從來不是學院路徑。它經(jīng)由學院路徑，但從來不是學院路徑。這個經(jīng)由世界婦女大會普及的女性主義，從一開始就比較偏向于實踐性和社會性。全國幾乎所有重要大學都設立了女性研究中心、性別研究中心，或者開設了女性的課程。也是這個時候女性文學的研究蔚然成風，成為當代文學重要的脈絡。它其實是同時發(fā)生和發(fā)展的。

反而不同的是經(jīng)由網(wǎng)絡所出現(xiàn)的網(wǎng)絡女性主義。它既不是在中國社會實踐當中，經(jīng)常是有專業(yè)人士參加，但是以基層婦女為主體的女性主義，也不是學院以人文科系為基礎的女性主義。它實際上是另外一個，經(jīng)由網(wǎng)絡的媒介物，經(jīng)由網(wǎng)絡的社群，在網(wǎng)絡上會聚起來的一些相對年輕的中產(chǎn)階級女性所形成的一個言說的實踐的脈絡。

所以在我的感覺當中，它們是彼此平行的，而不是互相消長的脈絡。但是在中國社會發(fā)生、文化發(fā)生脈絡當中，是網(wǎng)絡的以城市的、青年的、受教育程度高為主體的人群的文化，逐漸覆蓋并且抹除了基層的、年長的、邊緣人群的文化的過程。

整理/雨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