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期待的是女性的覺醒

一

我叫萬淼焱，是個商業(yè)律師，大學學習的是公司法和證券法。我的主職是經濟案件，專長是建設工程業(yè)務，擁有國家二級建造師資格。我在以商業(yè)案件的收益來養(yǎng)活自己。

這是我接觸女性權益案件的第七年。我親歷了一個個“刻金”的名字暴露出性騷擾和性侵害的隱秘：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長江學者”陳小武，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華裔教授徐剛……他們中的一些人被高校撤職，一些失去了種種頭銜，一些遭到起訴。

他們曾經的“獵物”在與他們對抗。女孩們搜集證據，與校方溝通，以匿名或實名的方式公開揭發(fā)，并訴諸法律。我為她們提供法律咨詢。

我現在已經不滿足于抓住幾個“禽獸”了。

公益案件不賺什么錢，當事人中的很多也沒什么錢。這類工作我最大一筆收費是3萬元，支付人是斯理安大學東亞研究學院副教授王敖。他指控徐剛教授性騷擾多名女生，被后者起訴名譽侵權。我是他的特別授權代理人。

我最近幫助的一個女孩是上海財經大學的在職研究生小文。2018年12月，我在成都的辦公室里見到了她，她專門從上海飛過來見我。她告訴我，該校副教授錢逢勝把她困在校園停車場的一輛轎車里對她實施了猥褻。

大多數性騷擾發(fā)生在私密空間內，我們需要證據。當天下午，小文在我的指導下在微信上向錢逢勝套話。錢逢勝不知道，他對面那個柔弱迷惑的聲音是我和小文在深思熟慮后共同發(fā)出的。一些時刻，他直接在和我對話。他承認了自己那晚的行為。

小文保存了兩人的聊天記錄。記錄還包括之前錢逢勝對她的多次言語騷擾。在那晚的汽車內，侵害發(fā)生后，她偷偷開啟了手機的錄音功能。屏幕亮了一下，錢逢勝以為是來電，并沒有發(fā)現。錄音記錄下了教授親昵的話語和女孩抽泣的聲音。

我陪同她去公安機關報案。我建議她公開舉報，附上我們掌握的全部證據。舉報前幾個小時，我們與校方溝通，好讓他們知道即將要面對什么。

發(fā)布公開信那天，我告訴小文，一周后學校就會表態(tài)。他們比我想得還快。上海財經大學當天成立了調查組。4天后，錢逢勝受到了開除處分，教授職務和教師資格被撤銷。一周后，錢逢勝遭財政部會計司解聘，辭去全部5家上市公司獨董職位。

這種高效代表了一種趨勢：高校的態(tài)度在變化。去年年初，北航女碩士羅茜茜公開舉報陳小武之前，已經和學?！袄彙绷藬翟?，校內檢舉進展緩慢。再往前，一些學校更傾向于低調處理。

現在，他們必須要更快作出公開反應，這事關學校聲譽。因為較快處理，上財表現出了較為負責的態(tài)度。我們不會將上財作為責任方，送上性騷擾案件的被告席。曾有高校負責人告訴我，沒有誰想當國內第一所因性騷擾事件被起訴的高校。

他們沒有別的選擇，錘太實了。事件發(fā)生后，很多媒體聯系我。我發(fā)了一條朋友圈：我沒有做什么，起作用的是女孩兒的勇氣。

二

小文大量搜索，在四川省司法廳的頁面上獲得了我的聯系方式。她找到我的時候狀況很不好，侵害發(fā)生后，她確診了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和抑郁癥。幾乎每周都有女孩接觸我，通過電話、微信和微博私信?？吹侥吧思游液糜眩业谝环磻褪怯钟姓l在某個角落經歷了什么。我們的對話往往開門見山，在簡單的問好后，她們開始傾訴自己的故事。故事發(fā)生在上個月，或是十幾年前。

我的手機鈴聲深夜也會響，打電話的人在那頭崩潰、自言自語或是泣不成聲。心理學不是我的專業(yè)領域，但我很熟悉傷害是如何長久地影響性侵犯受害者。夜里比較難熬，她們覺得自己熬不過去了。

我會聽她們哭一會兒，告訴她們先穩(wěn)定一下情緒，幾個小時后再和我聯系，無論那時幾點。我會建議她們尋找熱水、零食和親近的人。有時候，我甚至會幫助她們在蘋果和柚子之間作出選擇。

這是超出我律師本職的工作，我是她們臨時而長期的心理醫(yī)生。我其實更喜歡商業(yè)案件，我和客戶之間是純粹的代理與被代理關系。他們買我的工作時長，我提供法律服務。

這些女孩們找到我，不過因為我做好了律師的本職工作。其實性騷擾案件的處理邏輯和商業(yè)案件沒有什么不同，需要的業(yè)務能力也沒有高下之分。媒體常常談論這類案件的取證之難，有些評價過于夸張了。任何案件的辦理都有它的難點。

我相信，任何一個精于本職工作的律師，都能應對性騷擾和性侵案件。我認識的一些同仁都在默默地做著相關的工作。

可能我是少數被公眾發(fā)現的。大家私下傳遞我的名字，一個案件引向更多案件。女孩們在黑暗中摸索，都朝我涌過來。我好像變成了她們能看到的一座燈塔。

小文的“勝利”在社交網絡上引發(fā)熱議，大家稱贊她留存證據的機智。但我很明白，策略取得效果，也意味著下一次就沒效了。錢逢勝們之所以會進入圈套，是因為他們太肆無忌憚了，從未遇到阻礙，因而掉以輕心。他們也會學習，與他們對抗只會越來越難。

女孩們面前還有一條更長的路。她們中只有極少數人能最終抵達法庭。日復一日，在公眾看不到的地方，我聽到的大多數哭泣不會有結果。找到我的很多人缺少證據，也沒有清晰的訴求。一些受害者反復拷問自己：我這樣是否對他公平，我是不是害了他的一生？

我曾代理過某大學國學院的一名女生。她將學院副院長和學校告上法庭，指控前者利用教師的職務和地位之便，對自己實施猥褻、性侵且造成心理傷害；后者未按教育部規(guī)定盡到保護學生的義務。

那起案件，我有很大信心能打贏。但女生最終在沒有和我商量的情況下撤訴了。我知道她頂著極大的心理壓力，我尊重她的決定。但我不能說自己沒有遺憾。

三

總有人讓我給年輕的女孩提建議，教她們如何保護自己。這里其實有個大大的誤會。他們以為的性騷擾是黑夜、暗巷，激烈的暴力沖突。

現實中很少有這樣黑白分明的場景。我知道的那些故事很多是曖昧的，充斥著情感糾葛。沒有完美的受害者。很多當事人在侵害發(fā)生很久以后，才意識到那是傷害。

一個貴州年輕女孩聯系上了我。她在一篇報道里讀到了我，輾轉經歷了6層人際關系才最終和我說上話。6層啊，打個比方，就好像一只瞎眼的烏龜正好趴在一根漂流木上面。

據她說，已婚的小學班主任一直對她“洗腦”，介紹她閱讀描述師生戀的瓊瑤小說《窗外》，引誘她寫出情書。她是留守兒童，父親在浙江打工，她在爺爺奶奶照顧下長大。她想考上好大學，當個作家。教語文的班主任就是這個夢的具象，鼓勵她，給她指導。

女孩告訴我，兩個人發(fā)生插入式性交在女孩子滿十四周歲以后。請原諒我語言的直白，我做律師太久了。男人把整件事弄得像一個獎賞，在她語文考試取得全班第一后，為她布置了燭光晚餐。

我太熟悉這個套路了，罪惡真的很缺乏新意。

我的父親就是律師，在我們當地很有名。他有一個很大的黃色皮質公文包，里面裝著他的所有法律文書?，F在的律師已經很少用這種包了，大家都有筆記本電腦。我小時候，喜歡偷偷翻開這個包，看里面的文件。文件是手寫的，細節(jié)很豐富、不加掩飾，對那時的我來說簡直像小說一樣。

那是20年前了。那些文件里的侵害行為，和我剛剛講述的故事如出一轍?，F在我接觸過的這些案子里，“套路”也沒有太多變化：編造粉紅色的幻夢，宣稱與學生之間是真愛。

我父親偶爾代理當事人為強奸案的被告人案件。很慚愧，我看到他努力尋找原告女生私生活的污點，提供證明兩人感情關系的證據。

那個貴州女孩，她說自己后來懷孕了，老師帶她去另一個鎮(zhèn)子做人工流產，被他老婆撞見。女人去學校大鬧，男人拿出女孩的情書：是她先勾引我的。女孩被羞辱，只好退學，轉到一所職業(yè)高中。

假設這些故事都是真的，沒有這場鬧劇的話，這個女孩也許會一直以為自己正陷入愛情。但她總是要醒的，因為侵害者總會露出真面目。聽說他早有“前科”，數年前對另一個女孩下過手。

她說，夢想隨著對這個男人的失望一起失去了。我看過她當年的作文，太夢幻了，但也有靈氣，我們沒法預測她本可以在寫作方面取得什么樣的成就。

我無法在法律層面給她任何建議。時間過去太久，證據很難收集。聽起來，她的老師很狡猾，法定起訴時間都可能過了。

我是律師，我知道我能做的其實有限。有時候，人們期待法律去承擔社會其他方面的責任。原生家庭有沒有起到引導作用？學校是否有力地干預師生間發(fā)生任何感情糾葛？

女孩們要拯救自己，策略和技巧沒有那么重要。法律只能成為已覺醒的女性的武器。

1983年，全國婦聯第一次提出“四自”，號召中國婦女自尊、自愛、自重、自強。我覺得這些品質在今天還是有價值。我們需要這樣的女性教育。

我受著這樣的教育長大。我的祖母是個極有決斷的女性，她18歲離家參加革命，歷經了這些年新中國婦女地位的變化。她一生沒有女兒，我是孫輩中她最看重的孩子。從小，我就被教導要讀書拔尖，樣樣不能比男孩差。有一次，我搭了男老師的車子回家，老太太狠狠揍了我一頓，讓我以后再累也自己走。

少女時代，比起《呼嘯山莊》，我更愛讀《簡愛》。我心中的愛情應如《致橡樹》，有紅碩的花朵，像沉重的嘆息，又像英勇的火炬，以樹的形象和愛人站在一起。

我20歲出頭時，跟著一位法律界的前輩，從省城去一個縣城辦理一樁刑事案件。剛到不久，當地中院的副院長兼審判長，握著我的手，約我晚上去喝啤酒，聊聊案件。我沒有拒絕。那是一個很重大的案件，我初出茅廬，很希望能盡量推動。而且我想，公共場合，應該不會出什么問題。

前輩是我的法學教授，也是一位有名的律師。他聽說我晚上的計劃后震怒了。他勸我說，我是他的學生，也像他的女兒。他不愿意看我這樣交換工作上的成功。

我那時還太年輕，這是很深刻的教育：有些事情，一定不能邁出第一步。

四

我曾以為，所有女性都理應像我一樣，直到我認識了李彥。

李彥是個四川女人，44歲那年，她在又一次被丈夫毆打后殺死了他，分尸、烹煮并拋棄。2012年8月，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處她死刑立即執(zhí)行。

李彥的弟弟要上訴，當地已經沒有一個律師敢接這個案子了。他去北京尋求幫助，沒抱多大希望，死馬當活馬醫(yī)。北京眾澤婦女法律咨詢中心的徐維華律師和郭建梅律師接受了他的委托，但他們開始時沒機會來四川。我的名字被提到了。我那時從未接觸過這一類案件，不過是恰好符合標準：一個省城的女律師，辦過幾件案子，辦得很漂亮。

2013年的冬天，李彥在資陽市安岳縣的看守所，我在深圳出差。我的同事代替我去會見她，在看守所外一家打印店掃描了手寫的會見筆錄，傳給了我。我看完就堅定了：這個案子一定要做。飛機到成都已經是深夜，天很冷，我還穿著溫暖南方的薄衣服。

那個春節(jié)，我滿腦子都是案子。我?guī)缀趺刻烊タ词厮屠顝?，詳細了解她的案情。出了看守所，我就拿著會面中得到的線索，四處找證據，坐車走一遍李彥的拋尸路線。那時我的執(zhí)著與婦女權益沒什么關系。我是個律師，律師的本分就是竭盡全力去挽救自己的當事人。

李彥將我看作她的希望。她告訴我她的生活，如何不顧家人反對與譚某結婚，婚后丈夫如何砍掉她左手的手指，揪住她的頭發(fā)往墻上撞，多次將她鎖在戶外的寒夜里。她向警方、醫(yī)院、當地司法部門和當地婦聯求助，都被告知忍耐。譚某多次向她表示要悔改，她想過離婚，但終究沒有鼓起勇氣。

直到那個夜晚。她告訴我，丈夫在屋里，把花生米裝進氣槍射擊。她害怕、躲避，卻引發(fā)了他的暴力。她順手拿起架在床邊的火藥槍管作勢要回擊。丈夫說“你打嘛”，她真的打了。男人瞪他，她以為他要打死自己，于是又開了一槍。

每次會面結束，辦完所有離開的手續(xù)，已經是下午五六點鐘了。這么晚結束已經違反看守所的規(guī)定。但工作人員同情李彥，默許了。李彥在里面表現很好，有警官第一次見到我時對我說，你一定要幫她。

看守所四面墻高5米，我在墻里面。我要離開時，守衛(wèi)的警官已經下班了，我需要呼喚人來給我開門，經常喊上很久。四川那時的天已經很黑了，嘴巴呵出白氣。有時，我覺得我自己也要被關在這里了。

高墻外亂成一團。譚某的親屬表現出了暴怒，挨個去找案件的證人和辦理人員，宣稱要讓李彥血債血償。進入法庭時，我被丟了一只鞋子。庭審中，譚某的家屬聚集多人在聽眾席叫罵。我是四川人，那些臟話我聽得懂。我聽到他們細致描述如何強奸我，如何強奸我的女兒。

對此，我很平靜。我從小不怕事。因為父親的關系，我經常出入案件現場，跟在法醫(yī)叔叔屁股后面為他們遞工具。小流氓找我麻煩，我直視他的眼睛，用四川話嘲笑他，告訴他：我認識的黑道人物比你聽過的還多呢。

能震撼我的是李彥。我問她，譚某沒有聲息后，她為什么不打電話報警找救護車。她說，自己的手機欠費停機了。這個舉動很可能直接導致了她命運的不同。報警即意味著有施救行為，她也不會在接下來的時間里因恐懼而分尸。這些都將影響她最終的定罪。

其實，緊急求助電話不需要話費，停機了也能撥打。這是我以為的常識，她卻不知道。

我第一次意識到，一些女性的世界有多狹窄。一步錯，步步錯。我處在李彥的位置，不一定能作出比她更好的選擇。

五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委托四川省資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李彥故意殺人案進行二審公開宣判，依法改判李彥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我對這個結果很失望。我給李彥的家人發(fā)短信，說對不起。

李彥成了中國法律史上的一個坐標。關于她案件的討論促進了反家庭暴力法的誕生。我后來又接觸過幾起家庭暴力后的殺夫案件。那些案件里有多少李彥的影子啊。這些女性，最多被判十二年有期徒刑。

我有時會想起，在一次會見中，我談到辦理她案件的檢察官曾被評選為“四川省最美檢察官”。她一貫輕言細語，那時卻突然激動起來。

“萬律師，我覺得你比她漂亮100倍！”她站起來，大聲對我說。

我有點吃驚，然后忍不住大笑起來——我長什么樣我自己心里還是有數的，我也不追求這個。但我還是很高興，我知道她是用一種極其女性的方式，在向我道謝。

從李彥的案子起，我開始接觸女性權益的公益案件。我至今從沒接受過法庭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每次都是當事人找上我。

我現在非常希望一天能有48小時。每天夜里11點之后我才下班，到達律所的地下車庫時，幾乎已經看不到其他的車了。律所地處保利中心，是成都市著名的繁華地段。我開車回家時，街道都空了。

我最近做的這樁公益案件，可能會成為中國將公司作為第二被告的職場性騷擾第一案。我已經為之付出了400個小時有效工作時間。四川省婦聯的保安看見我來就笑，他知道我做這個案子，就拿1500元的律師補貼。

可我能做的比起需要做的還是太少太少了，我畢竟只是一個凡人。我希望有年輕律師加入我。公益案件不該成為新律師的練手案件，它需要成熟有經驗的律師。

放眼世界各國，維護權益的需求上升到法律層面的改變，直至法律體系完全成熟，都需要時間。反性騷擾這條路，美國走了40年。而中國從出現求助到形成概念，直至如今，也不過20年的時間。我們在進步。

我的女兒，你的女兒，她們那一代會不一樣。

十幾年后，我和李彥也能在高墻外見面了。李彥那時年近60歲。她希望能報答我，曾提出出獄后免費給我做一年保姆。她把自己看得這樣卑微啊。

我很難受。我只愿她能做個普通女人，帶帶外孫，跳跳廣場舞。

至于我自己，也許那時候已經不做律師了。我不想人們一講起女性案件就說到我。有了這個標簽，我萬淼焱是不是都不好意思在成都街頭摳鼻子了？我其實打小兒就不想從事法律工作，看太多了。但我只擅長這個，一晃居然也做了十來年。我還有很豐富的人生。

我讀金斯伯格女士的傳記，她說她在做律師的10年里，推動女性群體的權益保護，爭取性別平等。金斯伯格現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是最高法院第二位女性大法官。她總戴著一條珍珠項鏈，瘦小、強硬、言語犀利，從未被擊倒，無論敵人是保守勢力還是癌癥。

我也給自己10年，從李彥的案件算起。

我把那些做過和沒做成的案件資料收藏在紙盒里，堆滿了我半個辦公室。我還習慣拿一個巨大的黃色皮質公文包，像我父親用過的一樣。我相信這些一定會有回響。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夢影采訪整理 來源：中國青年報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