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之夜｜中法學者暢談當代家庭、親密關系與女性位置

家庭和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它可能近在咫尺，也可能遙不可及，并且一直處在變化當中。今天我們如何經歷和理解家庭生活？身處不同的社會和文化，我們對家庭是否有著同樣的需要、渴望、困惑和不安？我們能否拉近距離而不受束縛，又如何面對自發(fā)的或是被迫的遠離？

思想之夜活動于2016年在巴黎創(chuàng)辦。五年來，活動規(guī)模不斷壯大，每一年，在世界各地，都有許多熱情洋溢同時不怎么好對付的觀眾在同一個夜晚圍坐一隅，一個個思想界的重量級嘉賓被包圍在中間，慶祝不同文化、不同領域、不同代際間思想的流轉與碰撞！繼“思想之夜”于今年一月首次登陸中國大陸幾座城市之后，上海的首屆“思想之夜”于5月21日，由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SA）攜手法國駐上?？傤I事館舉行。今年 “思想之夜”的全球主題是“拉近距離”（proche），其在上海的主題是“家庭：近乎，遠乎”。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是中國最重要的當代藝術館，亦是上海雙年展的舉辦地。5月21日，一個圍繞“家庭”展開的思想之夜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SA）拉開帷幕，8位中法思想界、文藝界的代表以線下和線上相結合的方式，以中國和歐洲為背景，從社會學、哲學、人類學、文學、藝術等學科出發(fā)，深入探討了關于當代家庭生活、親密關系和女性位置的方方面面，為現場觀眾帶來了一場豐盈而深邃、熱情而理性的思想盛筵。

思想之夜分為三場圓桌討論，分別圍繞“家庭關系是什么”、“如何在一起”和“走出家庭？”展開，參與發(fā)言和討論的嘉賓包括巴黎大學社會學榮譽教授弗朗索瓦·德·桑格利（Franois de Singly）、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項飆、作家多米尼克·西戈（Dominique Sigaud）、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念、作家小白、女性主義哲學家熱納維耶芙·弗雷斯（Geneviève Fraisse）、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劉擎和藝術家小珂，由復旦大學哲學系副教授謝晶擔任主持人。澎湃新聞現將部分精彩內容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家庭關系是什么

弗朗索瓦·德·桑格利在做線上發(fā)言。弗朗索瓦·德·桑格利一直致力于對家庭、夫妻關系以及父母子女關系的研究，在題為《親密家庭：回顧與展望》的引言中，桑格利表示歐洲家庭最大的變化夫妻之間以及父母和孩子之間的情感在上升，因此他把今天的家庭定義為親密家庭。在十二世紀法國騎士文學《特里斯丹和伊瑟》講述了兩人為愛情而掙脫社會地位束縛躲進森林的故事，而當時的包辦婚姻是兩個社會地位相似的家族的下一代才能結為夫妻。也就是說，在12、13世紀，歐洲存在著婚姻關系和愛情關系共存的現象，后來這兩種關系發(fā)生了變化，出現了愛情婚姻也即自由戀愛婚姻。19、20世紀以來，變化加速發(fā)生，1970年代以來，結婚的情況越來越少，人們更多是自由結合、同居或是建立互助契約，婚姻的穩(wěn)固性被削弱，孩子對父母的重要性也有所下降。這和歐洲對人的定義的變化有關，所有人都被認為是獨一無二的人，而不是一個家庭的成員，同時人與人之間的依戀在關系當中變得越來越重要。但家庭的普遍功能是對社會的貢獻，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也總是與家庭相關。對個人的認可是當代家庭的新功能，但家庭仍然有著社會再生產的傳統(tǒng)功能，兩者之間存在張力。家庭如何在高流動性的時代保持穩(wěn)定？在中國，家有一個屋頂的概念，而現在在歐洲有一個新的概念，新型的家是沒有一個共同的屋頂的，因為共同生活不應該過分影響個人生活，家應該無所不在，但是必須有一個前提條件，家庭不能太具有侵略性，不能影響個人的發(fā)展。

項飆在線上做引言。在引言《家庭：最后的庇護所，還是最初的戰(zhàn)線？》中，項飆從在社會調查中看到的關于家庭的種種現象出發(fā)，總結了中國家庭的四組矛盾關系：第一，家庭一方面繼續(xù)保有著神圣的光環(huán)，“不結婚人生不完整”，另一方面卻迅速成為了一種合約關系，人民公園相親角的征婚啟事上的條條框框、特別是對房產的精確描述，對應《婚姻法》解釋三種對離婚房產分割的明確規(guī)定，就是將婚姻視為一份合約；第二組矛盾是婚姻的情感性和功利性，一方面婚姻跟幸福聯系在一起，但同時又有著功利計算；第三，改革開放后，單位托兒所等公共育兒服務退出，家庭照顧經歷了私有化的過程，但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公立幼兒園幾乎不存在的東北農村，學齡前的孩子也要上私立幼兒園，家庭照顧歸到私人后又通過市場這個中介經歷了社會化；第四組矛盾是家庭的消費功能和投資功能，過去家庭被認為是消費單位，現在卻從買房、教育都在做大量的投資。因此，家庭是什么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因為它在事實中顯得很模糊、很矛盾，給個人造成了巨大的焦慮和不安全感，也產生了很多倫理、道德的迷失感。項飆指出，出路可能在于對家庭關系的重新理解，即不再將家庭理解成一個單位，而是把家庭看作社會再生產和人的再生產過程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家庭不僅隨著社會經濟而變化，家庭生產出了帶有特定生活觀念的人會覺得某種經濟關系是可以接受甚至值得追究的，這也會帶來勞動關系和經濟安排的變化，例如今天我們要思考所謂互聯網大廠里面愿意996的人是如何通過家庭關系被生產出來的。

桑格利在回應項飆的發(fā)言時表示，項飆所描述的財富投資型的家庭在歐洲是一種歷史現象，他想要強調的是情感的地位，歐洲也有父母為孩子找伴侶的情況，但不是普遍現象。他希望了解在中國的家庭觀念當中，除了投資和利益之外，怎樣正面地去定義夫妻之間的關系。項飆回應說，在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區(qū)域的夫妻關系都不太一樣，因此夫妻關系中具體多大程度是愛，多大程度是安排很難解釋。他同時指出，根據法國政治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的研究，家庭是21世紀資本主義不平等的得以維持的重要原因，在沒有傳統(tǒng)家庭的美國，巨富家庭也造成了社會不平等非常難以克服的問題。針對桑格利提到的家庭對個人和社會的功能存在張力的說法，項飆認為中國的現狀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視角，通過家庭生產出一種非常個人主義、強調個人自由而不會團結的主體，這樣的人恰好是資本需要的勞動者和消費者，這似乎解決了社會政治經濟關系和個體層面追求個人自由之間的張力。

劉擎對桑格利和項飆的發(fā)言做了回應，每個人都有他的知識框架和價值立場，項飆關心的是整個資本主義再生產，而桑格利關心當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情感本位的關系。在他看來，無論是法國還是中國，都有一個很強的趨勢，即個人意愿變得很重要，雖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在關系塑造中具有至上性或者說決定性。項飆講的人民公園相親角，如果再調查下去會發(fā)現是父母的一廂情愿，大多數孩子是不會接受的?，F在的年輕人當然要情感，但麻煩在情感、愛是靠不住的，在宗教社會或傳統(tǒng)社會，人們的意愿、情感、美學、傾向性都相對穩(wěn)定，但法國在后宗教時代，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個體意愿變得無窮復雜。當它是重要而不可靠的時候，人們就開始考慮綜合的因素，從而產生出各種各樣的家庭，生產出不同的人。例如家庭照料私人化的問題，其實在社會主義單位之前也是私有化的，而且在社會主義階段公有化也不是普遍的，必須是全民所有制單位，也有人際關系、政治關系的競爭，所以不能把那個時代過于浪漫化。以感情為基礎的婚姻在中國大概一百年，它是一個歷史的產物，當這些歷史條件不存在的時候，它可能就會解體，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家庭，每個人從中獲取不同的東西，付出不同的代價，但怎樣的家庭是更理想的，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馬克思說如果你把人當作人，只能用愛交換愛，今天把這樣的理想落實在家庭上幾乎是烏托邦，但我們仍然能看到少數這樣的家庭存在，不一定是以婚姻形式，不一定終生，但存在十年、五年，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

張念在回應中表示，桑格利提到歐洲十二世紀一個少年和一個少女僅僅基于彼此的依戀就不顧一切地要在一起，而20世紀前后，現代中國的誕生就是經由年輕人之間的依戀開始的，大家熟悉的《新青年》就有80%的內容在談婚戀問題。中國那一代現代青年在情愛關系中體會到個體性意味著什么，例如巴金小說《家》《春》《秋》里的幾個年輕人，愛情是他們的旗幟，代表著對革命、自由的向往。桑格利一直在追問我們如何正面定義親密關系，項飆回避了，確實我們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文化都沒有告訴我們如何去思考親密關系，如何去正向定義它。中國人的家從古代社會的家族氏族到宗法社會，是一個小型社會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會滿足個體的生老病死等各種生命需求，我們所有的家庭行為是社會化的，自然而然就把家庭當成社會機器運作中的小齒輪，家庭空間是一個微觀社會，尤其是現在的核子家庭，它的價值訴求的對象也是社會化的。劉擎說今天的愛不可靠，我不太建議把愛過于對象化，我在愛的狀態(tài)中，我永遠準備著去愛、去迎接愛，生命就是鮮活的。

小白表示，從發(fā)生學的角度而言，人類最早的聚落就是家庭，逐漸從有血緣關系的聚落發(fā)展到沒有血緣關系的城邦、社會、國家。家庭是不同質的，社會始終想要進入家庭，把它同質化、一體化，因此婚姻這種形式一直以來都包括利益、政治、協(xié)商等待。情感在中國文學作品中也很早就出現了，比如《孔雀東南飛》，但要到20世紀初才在大量的文學作品中出現，才被看作是婚姻家庭美滿生活的必要條件，這是一個建構的過程。

如何在一起

多米尼克·西戈在線上做引言。多米尼克·西戈曾經做過戰(zhàn)地記者，在題為《渴望或被渴望？男性或女性？》的引言中，她說在當今世界，男人是渴望者，女人是被渴望者；男人獲取欲望的對象，女人則學習成為欲望的對象。通過文化、政治、宗教等類型的敘述，男人指定女性在世界上的位置，幾乎在所有人類團體中都是這樣。從某種角度而言，我們正在經歷一個迷人的歷史時期，男性至上主義確實受到了質疑，人們已經認識到了女人在基因、生理上和男人一樣有價值，女性對世界的敘述和男性一樣有效。這種改變的方向是正確的，它使得人類的互相關系變得更加和諧。她曾經在世界各地做過很多與性別暴力有關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對女嬰的謀殺，這種情況廣泛存在于極端貧困的國家中。這種行為意味著女孩是沒有任何價值的，你可以把她殺死而不受任何法律的懲罰，這對人們的無意識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女孩被視為低人一等的，成千上萬的男人認為自己明顯優(yōu)于婦女，世界如何運作、組織、敘述應該由他們來決定。男人也傳遞了對伴侶的愿景，女性必須是悅人的，在性方面也必須知道如何回應男人的欲望和性需求，女性已經學會了順應這種愿景。我們習慣聽到男性的性需求在數量上要大于女性，以此來解釋夫妻內部的許多困難和他的不忠，以及女性因無法充分滿足這些需求而感受到的精神負擔。性需求與欲望是很不一樣的，需求是無法控制的，是像吃飯或者呼吸那樣的沖動，女性必須滿足男性的需求。然而我們從來不談女性的性需求，除非她患有性癮或歇斯底里。性愛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由沖動產生的，一種是由欲望來滋養(yǎng)引起的。女性必須學會渴望，不是性的渴望，而是人的渴望，我喜歡什么樣的生活、怎樣的工作、怎樣的思想、怎樣的社團?？释⒉皇抢硭斎划a生的，而是需要通過對自我的學習，通過發(fā)現自己欲望的演變而變得更加強大。西戈認為這種變化可以拯救我們，當一個女人能夠向男性解釋她的欲望，我們的生活當中有可以產生一種新的語言，一種關于欲望的新語言。欲望是我們生活當中的核心問題，它讓人拒絕所不接受的東西，同時提高人們接受喜歡的東西的能力，還可以教會一個人更多考慮他人的合法欲望，父母也可以學會在不冒犯孩子的情況下認識到孩子的獨特欲望。在家庭內部，欲望可以被說出來、被傾聽、被討論、被接受。

張念現場發(fā)言。張念的引言題為《當女人說：我想要個家……》，她提到，親密關系是伴隨著19世紀中產階級的誕生而出現的現象。她將女性的這種需求解析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直接的“需求”，例如對于安全機制、改善條件以及穩(wěn)定的性生活的需要，因為自身的恐懼、無法忍受孤獨，所以需要一個家來提供安全感；第二個層次是滿足社會象征的“要求”，社會系統(tǒng)把“家”置換成了“婚姻制度”，通過現代法律的權威認證，在民法層面涉及財產權和人身安全的保障，婚姻制度似乎是獨立法人彼此之間在建立契約。人們把社會象征系統(tǒng)內化成自己的要求，認為成年了必須要有穩(wěn)定的婚姻關系、成為父母才是有責任感的成年人。對于女性而言，結婚意味著登陸了男權中心主義的意義系統(tǒng)，有了家不僅意味著擁有私人領地，還在象征意義上擁有了某個人；第三個層面是“欲望”，當女性進入婚姻后，她才發(fā)現她要的“家”充滿歧義，沒有她當初想要的對應物，她要的也許是擁抱、凝視、傾聽、理解和愛撫，這些僅僅是行為，不可對象化，也無法用貨幣來支付，她最后發(fā)現重要的是在一起，而不是有婚姻。尤其是2020年，當病毒以禁令的形式提醒我們肉身的流離失所，靠近成為最具威脅的舉動，家被具象化為與他人隔離的物理空間，這個避難所應該成為一個新的起點——當女性的“要”呼告另外的意義語法，“我要一個家”意味著我要騰讓一個空間，拿出近旁之愛的倫理勇氣，因為騰讓比占取更廣闊、更豐富、更自由。

小白現場發(fā)言。小白的發(fā)言題為《2050年我們如何在一起？》，2050年距離現在30年，就是還清一筆房貸的時長，但實際上家庭社會機制的演變存在著加速度，傳統(tǒng)家庭演變?yōu)楝F代家庭花了幾千年，因為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段社會沒有能力進入家庭，而是要經過一些中間結構才能介入家庭生活，例如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宗族等等。一直到18、19世紀，資本主義城市化之后出現了復雜社會，一兩百年的時間內出現了核心家庭模式。家庭回到三個功能：生育后代、分擔職業(yè)勞動和家務勞動以及提供生活空間。傳統(tǒng)社會賦予家庭的神圣感被取消，情感、欲望等個人體驗和價值填補了這個空缺。但感情的不穩(wěn)定性給現代社會造成了很大的麻煩，比如原生家庭現在似乎成了一切痛苦的源頭。這種不穩(wěn)定性又給了社會通過法律、倫理、教育等手段介入現代家庭的理由。20世紀初的文學電影中就出現了對婚姻制度的疑問，1960年代離婚、未婚同居等現象變得司空見慣，但到了20世紀末又出現回潮，很多國家的數據顯示離婚率和未婚生育率大幅下降，這并不是回歸傳統(tǒng)，而是證明了把愛情作為美滿婚姻的基礎是不可靠的。在小白看來，未來三十年內親密關系可能發(fā)生超出今天想象的變化，這和社會的加速入侵有關，也有技術迅速發(fā)展有關。歷史上，從避孕手段、家用電器到信息技術、高速交通乃至神經科學、認知科學的發(fā)展都極大改變了親密關系。他接著介紹了一種叫做“元宇宙”的新商業(yè)概念，“元宇宙”是指未來一代的互聯網，人可以在虛擬世界獲得另一個身份，可以在虛擬世界中生活、社交、工作、獲得經濟報酬，實際上是建構了一個平行世界，可能在這樣的世界或者在多個世界可以獲得不同的親密關系。對于出生在互聯網時代的網絡原住民而言，他們在扮演網絡角色時是非常自然的，在不同身份間切換滑動對他們來說都是真實的體驗，這種心理就趨向于元宇宙的概念。由此，小白表示，我們可以樂觀地想象，隨著科技不斷解放舒服，人們會創(chuàng)造出各種全新的生活方式。

西戈和張念的發(fā)言都主要圍繞女性的欲望和困境展開，在討論環(huán)節(jié)，西戈表示希望聽到男性談論他在親密關系中的欲望和遇到的困難。劉擎從自己的個人經驗出發(fā)提供了一種答案。他首先表示男人和女人都不是同質的群體，每個人都不一樣，男權文化不只讓女人受苦，也使得男人異化。在他從小受到的教育中，他認為尊重女性是重要的，但同時存在一種理性主義的男權中心主義，認為情感、感受如果不被清晰地論述，就是幼稚的、低下的和有待提高的，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理性霸權，而男性對理性主義的推崇是結構性的問題。在他年輕時的個人經驗當中，他覺得自己想要尊重對方，但女性說的話沒有道理。帶著這種焦慮生活了很多年之后，他才知道理性可以到達的邊界，特別是在處理親密關系的時候是有局限的，理性是燈照到的有光亮的地方，但還有昏暗以及黑暗的地方。傳統(tǒng)上對于一般公共領域和政治生活而言，理性似乎是重要的，但在私人生活和親密關系中，那個昏暗不明的以及黑暗的地方反而是非常重要的。當理性難以把握的時候，要保持極大的謙卑和尊重，想辦法在理性梳理不清的地方聽到重要而真實的聲音。這是他仍在學習，而且沒有把握學好的地方。

走出家庭？

熱納維耶芙·弗雷斯在線上發(fā)言。熱納維耶芙·弗雷斯的發(fā)言題為《家庭政府，城邦政府——私人與公共之連結的譜系與前景》，她談到在法國，婦女的自由是隨著250年前平等觀念引入家庭而出現的。平等和自由將家庭治理和城邦治理連結在了一起，然而當女性離開家庭進入職場，就不能不面臨協(xié)調職業(yè)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困難。在她看來，兩者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只能進行連結。由于疫情下隔離的需要，遠距離辦公變得普遍，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的分割不再存在，而是混雜在了一起。盧梭非常擔心公共空間進入家庭，但現在這種情況確實發(fā)生了。我們需要看到誰從中受益，誰為此受苦，例如在家庭空間中，誰占據書房，誰擁有電腦，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桑格利在當晚的第二個引言中討論了《親密家庭與性別》。親密家庭原本應該是和唯一的、珍愛的人一同生活，但很多女性發(fā)現夫妻生活禁錮了她們，不能給予她們認可。易卜生1879年發(fā)表的《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就是因為她不再愿意首先扮演妻子和母親的角色，而是要先履行的自己的責任，即首先成為一個人。當女性希望成為獨立的自我，就和傳統(tǒng)的家庭模式形成了沖突。弗吉尼亞·伍爾夫1929年的作品《一間自己的房間》當中也講到，想要從事繪畫和寫作的女性，必須首先為家庭成員服務，然后才能做自己的事情。因此，脫離婚姻就成為了一種解脫，而離開家庭也可以用其他形式實現，比如夫妻分居，過獨身生活，現代生殖技術讓女性可以做單身母親，也有一些女性選擇和伴侶一起生活但不生孩子，等等。在歐洲，離婚相比獨身更能得到社會的接受。桑格利還提到一種自由的婚姻形式，即夫妻分居，各自有獨立的房間甚至是獨立的公寓，但他也坦承不確定這種進入家庭的方法是不是好的解決方案。

劉擎在現場發(fā)言。劉擎在引言《雙重麻煩》中表示，近二十年來，中國大城市中包括大齡未婚、離婚、長期分居或選擇不婚的單身女性數量不斷增長，她們大多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和出色的職業(yè)成就，她們用進步主義的思想來應對來自父母親友的催婚壓力這種傳統(tǒng)的麻煩，也被一些社會輿論稱為獨立女性。但她們還面臨一種新的指控，這種指控聲稱女性為了自我發(fā)展而放棄家庭不是進步，而是加固了男權主義的支配，即這些追求事業(yè)的女性是受到了男權主義的成功標準的規(guī)訓，陷入了另一個圈套，成為了“亞當的克隆”。劉擎對這種質疑進行了辨析，一方面他認為這種批評有著某種警示，當女性走出家庭擁有獨立收入時可能面對走入商品拜物教和消費注意陷阱的風險，但另一方面夸大這種危險是錯誤的，認為女性要么成為男權的受害者要么成為其幫兇本質上仍然是一種刻板印象。盡管在烏托邦社會到來之前，所有的成功都無法完全擺脫社會的成功標準和權力結構，但權力也總是飽含著裂痕，其中蘊含著反抗、抵制和超越的可能。他還指出，那種批評還隱含著讓女性回到家庭的主張，但只有的那個女性的出走以及獨立生活真正成為可能選項之后，返回家庭才可能是本真的自我選擇。經濟獨立是女性走向本真自我的第一步，即便這一步不得不借助現有社會經濟結構的獎懲機制，但如果把女性看作是具有能動性的主體，那么第一步不必以決定論的方式影響她們的后續(xù)選擇和道路，也就是說她們不必決定論地陷入過去資本主義和男權主義的陷阱。

在討論環(huán)節(jié)，謝晶提到當我們講到平權、平等，無論是在家庭領域和還是公共領域，似乎都是女性在試圖尋找解決方案，因為事實上她們遇到了很多的困難，但這是一個男性和女性共同面臨的問題，男性可以做什么，或者說我們可以共同做些什么來改變現狀。劉擎說，我們追求男女平等需要重視職場、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結構性差異，例如公共廁所的男女不平等就說明表面上、形式上的空間分配不能帶來實質上的平等。男性有能力承擔準備食物、照顧孩子等工作，而且能夠從中獲得幸福。但由于孩子在哺乳期就和母親建立了親密的關系，有時父親會覺得插不進去。但男性需要有這種敏感性，要看到照料家庭和孩子占據了女性更多的時間，同樣在工作場所當中，正確的對待女性的方式不是表面上的讓她先走，而是要真正體驗到她的負擔，這是需要學習的。桑格利表示，1930年代以前家庭婦女為丈夫和孩子服務，后來一家之主的邏輯消失了，但現在的家庭又出現了一種依戀的理念，說是為了孩子心理發(fā)育的完整，實際上又是把母親和孩子的關系鞏固起來了。而研究表明，如果一個女性多花兩個月時間哺乳，那么15年之后她的工資水平仍然和其他女性存在差距；孩子的數量越多，丈夫和妻子的工資差距就越大。所以從某種角度而言，孩子是一個維持性別不平等的很好的借口。弗雷斯則認為僅僅教育男性做家務不是很痛苦的事情是不夠的，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出發(fā)，我們必須要接受家庭里面會產生沖突，不平等不是通過溫文爾雅的討論就能解決的。性別平等不是道德問題，而是事關正義的政治問題。項飆也表示，如果將性別平等降維成道德問題、個人選擇，到最后就是相對主義，每個人都可以說當媽媽很幸福，是自己的選擇，但這個選擇是完全自主的、還是外界給予暗示甚至強制的，講不清楚。所以，不是要走出家庭，而是要改變家庭，必須要有產假、工資、職業(yè)生涯連續(xù)性方面的改變，才能撬動家庭內部的關系，而不可能通過內部調節(jié)來實現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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