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郎》：傳統(tǒng)與西化之間的博弈，盲目推崇歐美只會陷入危機

1908年9月，夏目漱石開始在《東京朝日新聞》連載長篇小說《三四郎》。正式揭開了愛情三部曲的序幕。

雖說此篇小說被列入愛情小說之列，但通篇讀來，其所反映的主題也并非只是簡單的男歡女愛。主人公三四郎與美禰子之間有緣無分的愛戀，本質上仍舊是為了夏目漱石所想要揭開的深層次問題而服務。

所以倘若讀者只是將其當作一篇戀愛小說，或許就大錯特錯了。在《三四郎》中，夏目漱石仍舊不遺余力地針砭時弊，用鋒利的筆觸剖開日本社會當時的種種問題，并試圖在寫作過程中尋找到解決之法。

即便一百年后再回過頭來讀這本小說，其中的某些問題仍舊能讓處于另一遙遠時空的讀者感同身受。

我認為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夏目漱石想要反映的問題，是一個暫時落后的國家所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即在更為強大、優(yōu)越、先進的文明之風激蕩在一個落后文明上空之時，后者的子民該何去何從？

是毫不猶豫地拋棄過往，全身心地投入到“先進”的懷抱；還是固執(zhí)地堅守傳統(tǒng)，即便面對先進文明的呼喚也無動于衷？

1、割裂的社會

西方文明對當時落后的日本究竟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客觀來講，不能以單純地好壞來作界定。

毫無疑問，先進的西方文明的確在當時促進了日本社會的發(fā)展。但另一方面，在日本人不加選擇的西化過程中，歐美文明形成了壓倒性的優(yōu)勢，從而硬生生地將日本社會變得割裂、破碎。

說到這里，就不得不佩服夏目漱石在設計主人公方面的深刻用意。

《三四郎》的主人公正是與小說同名的熊本青年三四郎。熊本在當時的日本是相對落后之地，甚至被東京的學子稱為蠻荒之地。

也正是因此，三四郎來到東京讀書，目睹到了日本西化運動發(fā)展最為迅速的中心究竟是一副怎樣的模樣時，才能完完全全地感受到日本社會當時的割裂。

從家鄉(xiāng)熊本到東京求學，生活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轉變，三四郎也因此將自己接觸到的世界分為了三個世界。

“一個在遠方，就是與次郎所說的，有著明治十五年以前的風味，一切平平穩(wěn)穩(wěn)，然而一切也都朦朦朧朧?！?/p>

第一個世界，就是孕育了三四郎過往歲月的故鄉(xiāng)熊本。在那里，有溫柔慈祥的母親和掛念自己的鄰家姑娘。但毫無疑問，被視為蠻夷之地的故鄉(xiāng)，即便有動人的溫情與自己的心靈建立著聯(lián)系，卻仍舊在璀璨輝煌的東京面前黯然失色。

第二個世界，則是尚未踏入社會的三四郎所接觸到的學問的世界。

氣勢雄偉的東京大學校園里藏著無數可供吸取的知識，在這片只屬于學問的樂土中，還有眾多投身于藝術與理論的仁人志士。比如廣田先生、野野宮君，和三四郎在東京的摯友——與次郎。

而第三個世界，則是三四郎難以踏入，僅僅能從門外窺探到這夢幻之地一隅風光的浮華世界。

所謂浮華世界，毫無疑問是西化程度最深的世界。這個世界的人們不僅通曉西方藝術本身，所過的生活也是奢侈講究，排面十足。與偏僻落后的故鄉(xiāng)，以及只有書籍知識而清貧成風的學問世界截然不同。

而三四郎感受到的這三重世界，恰好也印證了來勢洶洶的西化究竟在日本產生了何種影響。

一方面，沒有被西方思潮影響的偏遠之地仍舊保持著日本傳統(tǒng)的淳樸風氣。但這一風氣在東京人這樣的文明群體看來已經成了陋習。

即便如此，就連東京本身也處于一種兩難的境地之中。借助三四郎的眼睛，讀者可以看到，一百年前的東京，精巧的西式建筑與簡陋的日式房屋并肩而立，象征著文明的高樓在意味著落后的群屋環(huán)繞中直指天際，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十分奇怪的景象。

另一方面，西化的確在某種程度上打造了東京大學這樣的高等學府。從而使得三四郎能夠進入學問世界，一覽古今中外名家的學說與著作，這當然是極有進步意義的一件事。

但我們也不能否認，西化帶來的影響是兩極化的。過分追求高雅，渴望成為文明之士的人們，盲目地沉溺于奢侈糜爛的生活，從而打造出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浮華世界。也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哀。

的確，日本社會的割裂景象，早已暗示了在西化的浪潮面前，日本自身究竟受到了何種影響。

對于憂國憂民的夏目漱石來講，他所要做的正是分清楚這其中的積極之處與不良影響，從而找到促進日本發(fā)展的萬全良策。

2、迷途的羊

迷途的羊是《三四郎》中反復出現的意象。

“迷途的羔羊”這個典故出自《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6節(jié)：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的身上?！?/p>

本意是指上帝所造出的人類迷失了自己純真的本性，因為追求名利，太過貪婪，而自甘墮落，偏離了上帝的本意，猶如誤入歧途的羔羊一般。

女主人公美禰子和三四郎看菊偶展覽時偷偷溜走，在一個相對偏僻的地方休息時，無意聊起之前路上遇到的迷路的孩子，美禰子問三四郎是否知道迷路的孩子用英語怎么說，從而使得迷途的羊第一次在全文中出現。

夏目漱石選擇此一典故并非沒有道理，某種意義上來講，面對現代文明的沖擊，人們的確要捫心自問一句，自己究竟能否在世俗的潮流面前保持住本心？

而夏目漱石選擇讓三四郎深深愛慕著的女主人公美禰子說出這句話，也具有著雙重的功效。

能清楚地感知到自己所面臨的世界呈現出三種截然不同樣貌的三四郎，當然會深陷糾結與徘徊之中，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往何方，用迷途的羊來形容再好不過。

面對滿溢著溫情的家鄉(xiāng)熊本，三四郎一開始表現出明顯的抗拒態(tài)度。自從來到東京之后，要想再與過往的世界產生聯(lián)系，唯一的憑借就是母親寄來的書信。

然而深深體會到第二、第三世界美好的三四郎，自然不想再與過往產生瓜葛。所以當寄托著母親掛念的信件送達時，三四郎即便心里知道這樣做不太合適，卻仍舊覺得母親的信不值一讀，不愿拆開。

作為一名學生，三四郎理應安安穩(wěn)穩(wěn)在學問世界過好日子，哪怕暫時忘卻故鄉(xiāng)也未嘗不可。但遺憾的是，自從遇到優(yōu)雅迷人的美禰子時，三四郎便不能不對浮華世界心向往之。

根據夏目漱石的描述來看，美禰子知書達禮，博覽群書，所知甚多。而且她還有一副美麗動人的面龐，身上洋溢著少女的芳香，再加之優(yōu)雅的衣著打扮，自然會讓鄉(xiāng)下來的“土包子”三四郎移不開眼。

但很明顯，即便三四郎心向往之，這個世界與他之間也有著一道天然的壁壘。

鄉(xiāng)下來的三四郎并不知道何為“迷途的羊”，平日里與美禰子聊天也總不知道如何接話回應對方。陪她去看畫展，也完全不懂藝術作品的好惡，而只能茫然地點頭了事。

可以說，當三四郎自感在美禰子面前低人一頭；覺得自己心中的想法都能被眼前機敏的女子看穿；整日思索也完全不知道迷途的羊究竟指代何意時，他就應該清楚，自己與美禰子根本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然而年輕的三四郎，終究沒能清醒地作出決斷。面對紛繁復雜的三個世界，他妄圖不舍棄其中的任何一個，從而立下了“把母親從鄉(xiāng)下接出來；娶一位美貌的妻子；然后投身到學習中去”的目標。

但人若不有所取舍，又怎么可能成長？所以我們看到，三四郎就像迷途的羔羊一般，來往穿梭于三個世界中。

既不能徹底地從心底接受故鄉(xiāng)，也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學習之中，跟美禰子之間的相處又存在著天然的障礙。所以到了最后，他自然只能無功而返。

毫無疑問，夏目漱石是在提醒百年前的日本讀者，也是在警醒今后歲月里每一個翻閱此書的人。我們都應該好好想想，自己究竟能選擇什么。

像三四郎這樣的迷途羔羊肯定不止一只，提及這個詞的美禰子實際上也是一只迷途羔羊。而夏目漱石設計這一角色的意義，就在于揭示全盤西化的弊端所在。

其實說來有趣，在夏目漱石的小說中，受西化最為明顯的往往是女性。比如《虞美人草》中的藤尾也是個性情中人，不僅大膽追求自己的愛情，還因為遭到了男人的背叛而氣血攻心，落病而死。

賦予女性體現西化程度之深的重擔，或許與日本本身的歷史背景有關。

在日本的封建時代，人們往往受到各種理念的限制，個人的自由受到了極大程度的摧殘，女性所受的壓迫也最為深。

近代以來，西方先進理念的傳入，使得福澤諭吉等一大批開明的有識之士紛紛活躍起來，寫出了諸如《勸學》等提倡發(fā)揮個人主觀能動性，積極追求美好生活的文章。從而解開了束縛人們思想的枷鎖，獨立女性也開始追求自己的幸福。

因此，夏目漱石才總是選擇女性來展現西方文明對日本人民的影響。

當然，追求幸福本身是一件好事。但隨著獨立自主等進步思想一道傳入日本的，還有拜金主義、利己主義等落后思想。

“眼下的青年與我們那個時代的青年不同，他們的自我意識太強，這是不行的。我們做學生的那個時候，一舉一動無不考慮到別人。一切事情都以別人為中心，想到的是：君，親，國，社會?？偠灾菚r的青年學生都是偽君子。當社會的變化使那種偽善終于行不通的時候，便漸漸地在思想行為方面輸入以我為主的體系，這么一來，就導致自我意識發(fā)展得過了分?，F在的狀況與從前大不一樣了，不再是什么偽君子，而凈是些真惡人?！?/p>

說到底，封建禮儀壓抑人們的真實想法，孕育了一批偽君子，固然不可取。但如果誤解自由的真意，而認為所謂的文明就是不加掩飾地追求自己所奢望的名利，那恐怕也是大錯特錯。

遺憾的是，美禰子就是這樣一個真惡人。她雖然的確對三四郎產生了好感，但卻因為三四郎終究只是鄉(xiāng)下來的傻小子，而沒有選擇與他在一起。

而至于美禰子的另一個獵物，品學兼優(yōu)的野野宮君，又因為太過清貧，不能讓她過上奢侈的生活，因此也最終被她棄置不顧。

于是，這樣一個進步的女性，卻偏偏做出了最荒唐的事情。在選擇人生的伴侶時，美禰子沒有遵從內心的召喚，而是考慮誰能讓自己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將婚姻與世俗的標準劃上等號，背叛了自己的本性。

這也是為何她始終叨念自己是迷途的羊的原因所在。她對一切心知肚明，在膨脹的欲念面前，真情是如此脆弱。而她也在拜金主義的荼毒之下走入深淵，背離了自己的真心，將自己放逐為一只迷路的羔羊。

三四郎最后一次與美禰子見面時，她剛剛從基督教的禮拜堂中做完禮拜。面對得知真相的三四郎，美禰子只是輕聲感嘆，對著三四郎說道：“我知我罪，我罪常在我前。”

那一刻，不知她是在表示對三四郎的愧疚，還是在跟自己內心被抑制了的真情實感說抱歉。

總之，全盤西化的弊端已經一覽無遺的呈現在讀者面前。而至于我們該何去何從，夏目漱石其實也早已給出了答案。

在《三四郎》的開篇，三四郎與廣田先生在列車上偶遇，列車停站時二人偶然瞥見站臺上有雍容華貴、氣質不凡的外國人在穿行。

廣田當時說了這樣一段話，十分值得玩味。

“這副長相，這么無用，即使日俄戰(zhàn)爭打贏了而上升為一流強國，也是無濟于事的。建筑物也好，庭園也好，儀態(tài)都不妙，不比我們的長相好多少?！?/p>

乍一看，似乎這是一段十分可笑的言論，有點以貌取人的意味，仿佛外國人之所以優(yōu)越就是因為他們長的漂亮。但仔細想想，廣田為何會將這種樣貌的無用推而廣之，類比到建筑物與庭院身上？

私認為，夏目漱石此處如此設計，并非只是在說目所能及的外貌。有句俗語說得好，“相由心生”，是指個人的外貌會受內在的精氣神影響。

所以是否可以這么解釋。夏目漱石認為日本之所以落后于歐美，完全是因為日本沒有發(fā)掘出自身的精神，反而在西化的潮流中逐漸失去了自我。所以即便努力在表面功夫上下文章，內在的精神不夠強大，也無濟于事。

如果你永遠都在學習、模仿其他人，而從來沒有挖掘內在的自己，將他人的優(yōu)勢與自身的特點相結合，你又怎么能走得遠呢？

能笑到最后的，永遠只會是立足自身的創(chuàng)新者，而不是毫無主見的模仿者。于人如此，于國更應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