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教授②｜陳謙平：我們那時候不懂什么大學好壞

【編者按】

2018年高考錄取工作即將結束，錄取通知書或許已到考生手中，或許還在路上。這個暑假，每個高考考生都會憧憬自己的大學生活。澎湃新聞請講欄目陸續(xù)刊發(fā)一組南京大學教授的口述，這組口述選自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的《我的高考》一書，77級、78級參加高考的南大教授們講述了自己的高考經(jīng)歷以及他們的大學生活。時代變遷，科技進步，大學生的視野更開闊了，綜合素質更高了。但無論什么時候，一位青年強烈的求職欲望不會改變，對專業(yè)刻苦鉆研的勁頭不應減弱。今天刊發(fā)的是南京大學特聘教授陳謙平的口述。

采訪時間：

2017年5月5日

采訪地點：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209室

陳謙平教授

書香傳家

我的父親是南京市食品公司的國家干部，一直做計劃財務工作，母親則在南京新街口百貨商店當營業(yè)員。我的祖籍為揚州市江都區(qū)，家境富裕，曾祖父那一輩人可能是鹽商，在北京開了一個名叫“大豐號”的錢莊，也算是民族資產(chǎn)階級吧。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中國民族資產(chǎn)階級開始合股搞股份制銀行，我的曾祖父關掉了“大豐號”，參股周作民在北京成立的金城銀行。金城銀行是當時北方著名的“北四行”之一，規(guī)模很大。而時任中南銀行總經(jīng)理的胡筆江亦是我家親戚。1920年代，我的爺爺在漢口金城銀行當襄理（一說總賬會計），我父親是在漢口英租界出生的。由于患上癆?。ǚ谓Y核），爺爺于1920年代末就去世了，奶奶只得帶著我父親回到了江都老家，由于有金城銀行的撫恤金和股息，他們母子那時的生活還算殷實。

我家的教育環(huán)境比較好，也算書香門第。我家在三條巷有一棟三層樓的小洋房，還有曬臺和平臺。當時南京四層樓以上的建筑不多，每年國慶節(jié)放煙火時，我們就會登上平臺，玄武湖和中華門兩處燃放的煙花都能夠一覽無余。記得以前家里有很多古代字畫、碑帖等，都是祖上留傳下來的。奶奶有幾個紅色的大皮箱，里面裝的有祖宗牌位、古字畫、掐絲琺瑯碗、象牙筷子等，也有她的老衣（壽衣）。我十分清楚地記得，有一個箱子里裝著一套清朝的官服。奶奶告訴我，我祖父當年用銀子捐了一個官（幾品不得而知）。當時家里瓷器也有一些，有一套四只摞碟，碟子四周畫的是分屬春夏秋冬不同季節(jié)的花鳥，十分精美。我父親喜歡喝酒，冬天喝酒用可以燙酒的酒盅。先在酒盅里倒進開水，小酒杯斟滿酒后放進酒盅，再蓋上蓋子，等酒熱了再喝。這套酒器也很精美。這些瓷器應該至少是明清時代的?！拔母铩遍_始時“破四舊”，家里的一些親戚被抄家、批斗。我奶奶膽子小，把那些字畫、清朝官服、老衣、連同祖宗牌位，一并扔進爐灶里燒了。

我記得，父親的書桌上還有很多線裝書和碑帖。父親愛好看書，他的書法非常好，聽奶奶和母親講，以前在江都老家時，每年春節(jié)前都給鄰居們寫春聯(lián)，供不應求。父親從小就要求我們練毛筆字，在他的督促下，我二姐和哥哥的書法都很好。他晚年在定居意大利和瑞士的我大姐處留下了很多墨寶。可惜的是，我哥哥當年在高淳縣青山公社插隊時，某晚家里失火，人雖無恙，但包括《蘭亭序》在內的碑帖拓片都被付之一炬。

大學夢碎

應該是受到家庭環(huán)境的影響，我家兄弟姐妹四個學習成績都很好。我大姐于1963年從南京市第二女子中學考上清華大學，轟動一時。我二姐1966年高中畢業(yè)于該校，因“文革”爆發(fā)未能高考。我哥哥亦于同年從南京名校第九中學初中畢業(yè)。我上的小學在南京還算有名，這就是歷史悠久的逸仙橋小學。我小學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也是班中隊旗手。但“文化大革命”使我的大學夢破碎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fā)時我剛剛十一歲，小學四年級。打這以后，我基本上沒有再接受過系統(tǒng)的基礎教育。所以，實際上我也就只有小學四年級的文化程度。1967年和1968這兩年，我們基本上沒怎么上過課，就算小學畢業(yè)了。畢業(yè)后在小學自辦的“初中班”學習一年，1969年9月，整個班搬到了南京市第二十六中學（現(xiàn)在是南京外國語學校的初中部）。我只記得在第二十六中學的一年半時間里上過英語課，學了二十六個英語字母，還學過“毛主席萬歲、萬萬歲”之類的英語句子，至于語文和數(shù)學學過的內容已經(jīng)完全沒有記憶了。印象最深的是到南京藥學院的校辦工廠學工，到南京近郊的湖熟人民公社學農(nóng)。我在工廠做過翻砂工，在農(nóng)村插過秧，但更喜歡同工人師傅打乒乓球，在農(nóng)民家的水塘里釣魚。

1971年1月初中畢業(yè)，我又從第二十六中到新寧中學上高中。這個學校過去是南京第六女子中學，“文革”后全國取消女中，便改為新寧中學。當時該學校的師資力量較強，因為從當時的南京地質學校調來了幾位教師教數(shù)理化。高中讀了兩年（1971年2月到1973年1月）。這兩年高中老師教得好，學生學得也帶勁，在此期間，我打下了較為扎實的數(shù)理化和語外基礎。記得教導主任和班主任常常教導我們要認真學習，因為周恩來總理指示當時的教育部長周榮鑫，大學要恢復招生，甚至計劃從我們這屆高中生中招一批大學生，這成為我們學習的動力。廣大師生干勁十足，老師們教得認真，同學們學得刻苦。記得班級和年級經(jīng)常舉行語文、數(shù)學、物理、化學等各科測驗和考試，每個禮拜還有檢查錯別字競賽。成績優(yōu)異者會發(fā)小獎品。要問那時我的學習成績如何？絕對是全年級前三名，大部分測驗也是拿全年級第一名，有時候第二名。我寫的作文經(jīng)常被老師拿到各個班去巡回誦念；數(shù)學、物理、化學成績也都不錯，數(shù)學稍差一點，物理、化學都是全年級的前三名。當時我們都積極準備參加高考了。結果沒想到，1973年1月高中畢業(yè)后還是要下農(nóng)村，插隊當知青。

當時的南京“革委會”比較人性化，規(guī)定了一個政策，即每個家庭可以留一個孩子在城里就業(yè)。我在家里排行老幺，兩個姐姐和一個哥哥當時都不在南京：我大姐于1968年從清華大學畢業(yè)，畢業(yè)后同我的大姐夫一起被分到了遼寧省鐵嶺市的一個農(nóng)機配件廠；我二姐1966年高中畢業(yè)后無法考大學，也于1969年前往江蘇省生產(chǎn)建設兵團，在南通海門縣的將軍山農(nóng)場工作，當時在團政治部做宣傳干事；我哥哥是六六屆初中畢業(yè)生，也于1969年初去高淳縣青山人民公社插隊，高淳當時還不屬于南京。于是我就留在南京城等候分配工作，并于1973年10月分到了一家大集體企業(yè)：南京金屬工藝廠，就是現(xiàn)在很有名的老字號——寶慶銀樓。

國家那個時候要搞外貿(mào)，增加外匯收入，而我所在的廠隸屬于南京工藝美術公司，原來生產(chǎn)醫(yī)療器械，叫南京第二醫(yī)療器械廠。這個廠里有十幾個師傅，解放前都在銀樓做金銀首飾，公私合營時進了這個廠?，F(xiàn)在國家要發(fā)展外貿(mào)，就把這批老師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讓他們帶一批青年工人，教會他們生產(chǎn)金銀首飾，為國家出口創(chuàng)匯。我們那一批一下子就進了三四百名青工，經(jīng)過近一周的培訓，讓每個青工做一個戒指，由十個老師傅每人先挑選一名大徒弟。這十個老師傅早先在寶慶銀樓很有名氣，當時都六七十歲了。我有幸被余松鑫師傅看中，成為首批的十大徒弟之一。這十個人后來成為設計人員或生產(chǎn)車間的班組長。我之所以被相中，主要是有繪畫的基礎，做出來的首飾比較精美。

我們當時主要做黃金和珠寶首飾，包括手鐲、戒指和項鏈等出口國際市場。經(jīng)過“文化大革命”，當時的國人對黃金并無任何追求。我記得當時在工廠路上，有青工撿到一串泡過藥水的純金戒指，拾金不昧，立即上繳，受到表揚。改革開放后，黃金首飾熱俏，聽說后來有新進廠的工人在庫房領到黃金后，跑到當鋪里換錢去打游戲機，由于數(shù)額巨大，后來被判死刑，成為南京當時很有名的案件。

當時大集體工廠的工資收入比國營工廠低，我們一級工每月也就三十三塊多錢。那時候的“老三屆”（六六、六七、六八屆），無論初中還是高中，都下農(nóng)村；新四屆（六九、七零、七一、七二屆）基本都進工廠，而且在南京進的都是國營工廠，像南鋼、南化、南汽和一些軍工廠等。再下面就是我們1973、1974、1975、1976年畢業(yè)的高中或初中生，又是下農(nóng)村。因為我留城，所以進了工廠，也算是幸運。

由于我喜歡看書，又喜歡寫些東西，因此被廠領導看中，經(jīng)常讓我做做宣傳工作，不過是業(yè)余的，還得完成工作量。后來中央搞“批林批孔”“評法批儒”，經(jīng)常讓我給全廠的職工宣講歷史，主持宣傳報欄等，還當了工宣隊隊員，對五老村小學的學生進行宣講。

不過，由于父親的歷史問題，我在政治上不得進步。記得小學時參加不了“紅小兵”；中學時“紅衛(wèi)兵”組織將我拒之門外；進了工廠，寫了入團申請書，也是石沉大海。上大學更是想都不敢想。

小平讓我考大學

我們家的文化氛圍對我影響還是很大的。對我來說，每天完成工廠規(guī)定的工作量實在是輕而易舉，閑暇之余，經(jīng)常讀些書。特別是參加“批林批孔”和“評法批儒”的經(jīng)歷，使我對歷史產(chǎn)生了濃烈的興趣。當時可讀的書不多，我就從南京圖書館借《史記》來讀。我記得上大學以前，我將《史記》通讀了三遍。至于《封神榜》《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七俠五義》等古典名著，更是讀得滾瓜爛熟。不過，數(shù)理化原先基礎就不扎實，因而荒廢。

1977年初，我大姐和大姐夫調到了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大姐告訴我可能要恢復高考，要我復習高中課程，準備考試。那時候粉碎“四人幫”不久，外貿(mào)公司的金銀首飾外銷訂單很多，對飾品的產(chǎn)量和質量要求都比以前高，沒有時間來投入復習備考。有朋友給我支招，教我在量血壓時作弊，只要下肢一用力，血壓就會很高。結果我經(jīng)常去醫(yī)務室混病假條。這樣才有了大塊時間進行復習。

最初我想考工科，因為我覺得自己動手能力比較強，加之在工廠是技術骨干。但后來考慮到時間緊迫，來不及復習數(shù)理化，所以就先報文科試試。由于高考停了十二年，集聚了大量知識青年，大家都想考大學，因而報考的人數(shù)特多。江蘇省又是教育和文化大省，因此那年我們考了兩次。首先是預考。預考是由南京市組織的，先淘汰一大批考生。江蘇省的高考好像是在10月進行的，考了數(shù)學、語文、政治和史地四門。那時沒有全國統(tǒng)考，只有省考，從1978年開始就全國統(tǒng)考了?？荚嚦煽內绾危空f實在話，我到現(xiàn)在都不知道我高考總分是多少，反正數(shù)學成績不好，而語文、政治和史地絕對在九十到九十八分之間，甚至更高。我還記得作文題目叫《苦戰(zhàn)》。

當時填報志愿，也沒多少學校可選。文科就是文、史、哲，其他專業(yè)都沒有，經(jīng)濟學到七八級才招生，我們學校當時招了一個大專班。當時也可填報幾個志愿，但我從小在南京長大，沒有去過其他地方，我就填了南京大學。那個時候根本不懂什么大學好壞，就是南京大學比較熟，離家又不遠。自從“文革”開始，我們就經(jīng)常到南京大學去看大字報、看批斗當權派。我第一志愿填了南京大學歷史系；第二和第三志愿都是南京大學歷史系，其他學校都沒填報。

考完那天，我也沒有太多的想法。因為我家院子里面住了一些區(qū)教育局的老師，我問考得怎么樣，他們說：“你在白下區(qū)文科考了第一?！蔽乙矝]有去求證，因為我對此不感興趣。后來有一天在廠收到一封掛號信，我一看是南京大學寄來的，同事們都說是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打開一看，我真的被南京大學歷史系錄取了。

要知道，在那個年代，我家的成分不太好，算中小資產(chǎn)階級。盡管我父親是國家干部，但是其脫黨和經(jīng)商的經(jīng)歷使他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受到審查和沖擊。我記得之前在廠里想入團，寫了好多申請書，結果團干部跟我談話，要我寫對父親歷史問題的認識，并與之劃清界限。我覺得父親挺冤枉的。我不愿意寫思想認識，當然因此也就無法入團。

在入學政審上我也沒有遇到阻礙。托鄧小平同志的福，我終于圓了大學夢。

我的大學生活

我們是1978年2月入學的，但因入學考試是1977年進行的，所以仍稱我們?yōu)槠咂呒墶v史系在南京大學是小學科，每年招生人數(shù)很少。我記得剛報到時班上只有三十四個同學，同年五月份又擴招了八個。這樣我們班一共有四十二個人，七個女生，其他都是男生?；旧弦越K的為主，外地的少。部隊的有六七個，以南京軍區(qū)為主，都是現(xiàn)役軍人，也是考進來的。我們班年齡最大的同學是來自蘇州的丁家鐘，生于1947年，是六六屆高中畢業(yè)，后來和我一起留系，做了團總支書記，不過最后還是回蘇州了。最小的張益群生于1961年，揚州人，做過教育部行政學院副院長，現(xiàn)任教育部駐多倫多總領館教育組參贊。所以同學之間年齡最大差為十四歲。

我在班上和同學關系總體不錯，因為我個性比較開朗，也喜歡交朋友，愿意幫人忙。可以說，那時我在班上的威望還是比較高的。記得大學二年級的時候，班上民主選舉班委，結果我的選票是第一。班黨支部書記跟我說，你票數(shù)高也不是就說明你可以當班長。我說我根本不想當班長，這只說明群眾認同我而已。后來我做了班委，為班服務。

我們班的黨支部書記就是周曉陸，他年紀不大經(jīng)驗卻很老到。他是南京知青，由于其父母被下放，他到泗洪農(nóng)村插隊，二十多歲就做過大隊黨支部書記。周曉陸多才多藝，在國內考古學界聞名遐邇，在南京博物院、西北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和西安美院先后擔任研究員、教授和博導，前些年調來我院任教。賀云翱也在我們班，他好像是1957年出生的，很有文采，整天在校學生會宣傳組出墻報，也算學生干部。賀云翶在考古學界，尤其是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領域研究國內外聞名。南京大學學報主編朱劍亦是同班同學，靖江才子啊，在國內大學學報界算得上老大了。陳仲丹教授碩士畢業(yè)后去南京師范大學任教，后來又讀王覺非先生的博士，畢業(yè)后留在歷史學院任教。

我們當時同工農(nóng)兵學員的關系也很好，一直把他們視作我們的學兄和學姐。我覺得，總體上講七六級同七七級有差距，但是差別也沒那么明顯，特別是在文史哲各學科。理科可能要求比較高，但文科，各人有各人的經(jīng)歷，各人有各人的性格，不一定要按照書本去死記硬背。七六級有相當多人才，像梁侃，他后來是茅家琦先生的碩士生畢業(yè)，又到美國耶魯大學去讀史景遷的博士，現(xiàn)在是美國西雅圖大學教授；韓明也是茅先生的碩士，后來跟章開沅先生讀博士，他當年寫了一篇關于孫中山讓位袁世凱的文章，發(fā)表在《歷史研究》上，相當有影響力；徐金萬畢業(yè)后分到江蘇省委黨校，后來當過江蘇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南京市委常委兼組織部長，現(xiàn)在是南京市政協(xié)副主席；張異賓是七六級哲學系的，現(xiàn)在是南京大學的黨委書記，著名哲學家。當時他是青年軍人，個子又高，非常帥，籃球打得特好。

當時印象深刻的老師太多了。比如韓儒林先生、王繩祖先生、蔣孟引先生、胡允恭先生、吳白匋先生等，這些都是歷史系泰斗，高山仰止級的人物，我于1982年2月留校，給系主任茅家琦先生當秘書，同這些老先生有過較多的接觸。老先生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劉毓璜先生，他高度近視，但講先秦思想史時從不照本宣科，一張紙條，引經(jīng)據(jù)典，就是經(jīng)常拖堂，有時中午近一點才下課，弄得我們常常吃不上飯。王覺非先生學問做得好，非常嚴謹，為人也和藹，但他不喜歡學生上課遲到。茅家琦先生當時才55歲，英俊瀟灑，通過選舉當上了系主任，他在太平天國史和晚清史研究領域影響很大，常常有美歐學者來拜訪他。我最喜歡張樹棟先生給我們上的世界古代史。記得他第一堂課就測驗我們的英語水平，并告訴我們英語的重要性。他給我們講過的世界上古史，使我終身難忘。還有盧明華老師，當時任歷史系總支副書記，主管學生工作。我們在打球，他在旁邊可以喊出我們班每個人的名字。我就問：“盧老師，你怎么誰都認識?”他就說：“開玩笑，你們都是我招來的，照片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三十多人誰不認識。”

那時沒有什么學生組織，也沒什么社團，但有班委會。我們的班委還是不錯的，班里也比較團結，體育活動比較多。我們經(jīng)常打籃球，踢足球。七七級、七八級那幾年是歷史系體育運動的輝煌時期：男子籃球拿過全校亞軍；足球拿過全校第三名。盧明華老師夸我們“厲害”，因為那年我們系籃球隊有幾個校籃球隊隊員，包括兩個美國留學生。最厲害的是我班的王勇，來自連云港，他不僅籃球打得好，三級跳遠也拿了省大學生運動會冠軍，聽說他保持的省大學生三級跳遠紀錄至今未破。

那時的伙食怎么樣呢？南京大學的伙食好可是全國有名的。記得吃飯是在南苑的第一學生食堂（后來失火被燒）。學生十個人一桌，沒板凳，拿八個臉盆打八樣菜，絕對夠吃，且吃得很過癮。一個月八塊錢伙食費，頓頓有葷，如獅子頭、紅燒肉、燒魚、燒雞和各種蔬菜。大鍋飯吃了半年就改了，大約食堂負擔不了，后來慢慢改為在窗口打飯菜。我因為每月獎學金有二十多塊錢，還經(jīng)常回家改善伙食，因此常常在食堂吃小炒。那時候我們食堂八毛錢的小炒是非常美味的。

同學之間談不談戀愛？有一段時間學校流行跳交際舞，我們歷史系學生古板，很少見有同學去跳。我們班上大齡同學多，結婚的有好幾個。此外，很多同學讀書前就有女朋友或男朋友了。不過我們班的才子唐明峰（已經(jīng)去世了）有一次追外語系的女生，給人家寫情書，落款竟然是“司馬遷”。人家到歷史系告狀，黨支部和班委查筆跡，發(fā)現(xiàn)是唐明峰，然后就找他談話。他說我又沒寫真名，我寫的“司馬遷”，司馬遷不就是歷史系畢業(yè)的嗎？

圖書館我是愛去的。中國古代史的古籍比較多，但是中國近現(xiàn)代的史料則較少。中國近現(xiàn)代史教研室有不少資料，張憲文老師他們自己也從中國臺灣買了一些。我本科論文做的是“中山艦”事件研究，主要靠的是歷史系資料室和教研室的資料。歷史系資料室藏書幾萬冊圖書。中國近現(xiàn)代史教研室里的書都是從系里借來的。后來我做系主任，重新放到資料室。因為書丟失得太多了，搞了一個特藏室。

國際“三好學生”

隨著改革開放后中國跟歐美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歐美學生和訪問學者迫不及待地紛紛到中國來進修與留學。南京大學是歐美學生前來留學的熱門學校之一。當時匡亞明老校長的思想特別開放，創(chuàng)造各種條件讓外國留學生充分了解中國。其中，讓中國學生同外國留學生住在一起（簡稱“陪住”），就是他的一個創(chuàng)舉。從1978年秋冬開始，我就成了“陪住生”。當時外事部門要求盡量派來自城市（特別是南京市）、家庭條件比較好的同學去陪住。提倡陪住生帶外國留學生到家里做客，增進互相了解。我們七七級一共挑選了男女各五個同學去“陪住”，其中五個南京同學，其余同學分別來自北京、揚州與南通。

我陪的是一個法國人和一個加拿大人。當時留學生樓在九舍，就是現(xiàn)在的南苑賓館。最初我們三個人住一個房間，每天可以在公共浴室洗澡，當時這樣的條件算是非常優(yōu)越了。與我們原先在學生宿舍八個人住一間、睡上下鋪相比，可謂優(yōu)渥啊。那個法國同學叫米歇爾·羅阿，住了一年，于1979年6月回國了，我現(xiàn)在跟他也沒什么聯(lián)系。加拿大人中文名叫巴里，英文名叫Barry Douglas Till，他長我三歲，是鐵路工人的兒子，英國牛津大學的文學碩士。巴里沒有任何不良習氣，不抽煙、不喝酒、不搞女人。

巴里跟蔣贊初老師學考古，非常用功。他來南京是要寫一本書，書名叫“In Search of Old Nanjing”（《南京掌故》）。這本書后來在香港出版，請的是著名女書法家蕭嫻為他的書題寫書名。但由于當時南京城市周邊不允許外國人隨便進出，這為他在南京考察歷史古跡帶來大麻煩。那時出了南京市區(qū)，周邊的每個路口都豎立著“外國人禁止進入”的牌子，而他要去江寧、句容甚至丹陽拍南朝石刻照片，因此經(jīng)常誤闖禁區(qū)。南京大學外辦經(jīng)常接到市公安局的電話：“你們有個叫巴里的學生，由于誤闖禁區(qū)，又被我們扣留。”學校只得去公安局領他回來。后來他就跟我說：你能不能去南京周邊那些有石刻而我又不能去的地方拍些石刻照片？我同意了。后來，我就騎著我那輛永久牌自行車，幫他拍了不少辟邪、天祿、麒麟等照片，后來都被用在他的書里了。

直到現(xiàn)在，我們的感情都很深，經(jīng)常有書信往來。他現(xiàn)在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首府維多利亞市立博物館當亞洲部主任，快要退休了。我于1995年和2017年先后去看過他。最讓他驕傲的是，他被評為南京大學的“三好學生”。聽說當時有人提醒匡校長：“外國人也能評三好學生？”匡校長的回答是：“為什么不能呢？”巴里被評為三好學生后非常開心。也許有人會問：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怎么可以在社會主義中國被評為三好學生呢？我要說的是，他的人品非常好。他學習用功，經(jīng)常在圖書館看書，很晚才回來。但每次深夜回宿舍，他都是輕輕地開門，踮著腳，燈也不開。洗漱完畢后悄悄地上床睡覺，生怕吵醒我。其實我并沒有睡著，但這一切令我感動。這就是來自白求恩故鄉(xiāng)的加拿大同學。

陳謙平簡介

陳謙平，籍貫江蘇省揚州市江都區(qū)，1955年2月10日生于南京市?，F(xiàn)任南京大學特聘教授、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席、博士生導師。1978年2月進入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1982年1月畢業(yè)后留校任教。2002年3月獲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全國優(yōu)秀博士論文獲得者。曾任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2006年1月至2014年5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屆、第七屆中國史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高等學校歷史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學科規(guī)劃評審組專家、國家社科基金抗日戰(zhàn)爭專項基金評審委員。社會兼職有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現(xiàn)代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抗日戰(zhàn)爭史學會副會長、江蘇省歷史學會副會長等。

（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原題：“從首飾工人到大學生”。本文刊發(fā)時有刪節(jié)。）